文明的概念正式形成于哪个世纪（“文明”这一词是如何衍生的）

术语的衍变

能够像定义一条直线、一个三角形或一种化学元素等等那样，把“文明”这个词定义得言简意明，这应该是一件令人愉悦之事。

遗憾的是，社会科学的词汇几乎不可能有明确的定义。这并非是出于万物变化不居的缘故，而是由于大多数词语远非恒久不变，它们因作者而异地在我们眼前发展变化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指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事实上，社会科学一如哲学，其最简单的词语根据使用它们的思想以及思想赋予它们的特征，含义上发生着广泛而频繁的变化。

·“文明”（civilisation）是一个新词，出现得较晚，在18世纪的法国还不太引人注目。

它由“civilisé”（开化的）和“civiliser”（使开化）构成。这两个词存在已久，在16世纪就已经得到普遍使用。大约在1732年，“civilisation”还仅仅是一个法律用语：它指称一种正义的行为，或者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civil）诉讼的审判。其现代含义“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则出现得较晚，在1752年才出自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1]笔下。当时，他正在写作一部通史，不过他本人没有将其发表过。该词最早正式在出版物上出现是在1756年的一部名为“人口论”（Traité de la population）的著作中。这部书的作者是维克托·里凯蒂，即米拉波侯爵（Victor Riqueti，Marquis of Mirabeau），他是著名的革命家米拉波伯爵（Honoré，Count Mirabeau）的父亲。他提到了“文明的范围”，甚至还提到过“骄奢淫逸的虚假文明”。

说来也够奇怪，伏尔泰（Voltaire）在其《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 et sur l’Esprit des Nations，1756年）中竟没有使用“civilisation”这个有用的词，然而，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2]却评论说：“正是他构想出这个概念……他第一次概述了文明的普遍历史。”

就其新义而言，文明（civilisation）一般指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是开化的人，另一方面是原始的野蛮人或蛮族。即使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原则所钟爱的“高贵的野蛮人”也不能被视为开化的。无疑，路易十五（Louis XV）统治后期，法国情愿用这个词来看待他们自己的社会形象——这一形象即使在相隔甚远的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吸引力。综上所述，“civilisation”一词由于需要而出现。截至那时，“poli”（文雅的）、“policé”（有组织的）、“civil”和“civilisé”均无相应的名词。“policé”一词确切地说是指社会秩序——这与形容词“poli”在词义上相距稍远，菲雷蒂埃（Furetière）1690年在《万有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中将“poli”定义如下：“比喻性地用于伦理学上意为‘开化的’。‘使开化’：使举止文雅，有教养，好交际……没有什么比贵夫人的谈话更适于教化年轻人了。”

·文明与文化。“civilisation”一词从法国迅即传遍欧洲，“culture”（文化）一词也随之风行开来。

到1772年（或许更早些），“civilization”这个词已经传到英国，并取代了“civility”（教养），尽管后者历史更为悠久。“Zivilisation”轻而易举地便植根于德国，与更古老的词“Bildung”（教养）并行不悖。另一方面，在荷兰，尽管“civilisatie”一词出现得较晚，但它还是遭到“beschaving”一词的抵制，后者源于动词“beschaven”（意为“使变得优雅”“使更尊贵”“使开化”）。在阿尔卑斯山以南，“civilisation”遭遇了同样的抵抗，意大利已经并很快地在“civilisation”的意义上使用但丁作品中的古雅词语“civiltà”。Civiltà壁垒森严，阻止了新词的入侵，却未能阻止随之而来的爆炸性论点。1835年，罗马尼奥西（Romagnosi）徒劳地试图创造“incivilmento”一词，在他看来，该词指的是“文明的进程”，其本身便是“文明”（civilisation）。

在遍及全欧的旅程中，一个古老的词语“culture”（文化）一直伴随着“civilisation”这个新词。西塞罗（Cicéron）使用过该词的拉丁文形式，例如，他曾说过“Cultura animi philosophia est”——“哲学是对心灵的教化”。如今，该词又焕发了活力，或多或少地具有与文明相同的含义。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两个词是同义词。1830年，在柏林大学，黑格尔（Hegel）交替地使用这两个词。但最终，人们开始感到有必要对它们加以区分。

事实上，“civilisation”至少是一个双义词。它既表示道德价值又表示物质价值。因此，卡尔·马克思区分了经济基础（物质上）与上层建筑（精神上）——在他看来，后者严重地依赖于前者。夏尔·塞尼奥博斯（Charles Seignobos）指出：“文明不过是道路、港口和码头之类的东西。”——轻率地说，文明并非全然等于文化。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断言：“文明是人类所达到的全部成就”；而对历史学家欧仁·卡维涅克（Eugène Cavaignac）来说，文明是“最低限度的科学、艺术、秩序和美德……”

所以，文明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由此一来，许多作者感到有必要区分“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认为前者承载了高贵的精神关注，后者接受了平凡的物质事物。困难在于没有哪两个人在应该如何做出区分的问题上能达成共识：对此问题的回答因国家而异，在一国之内因时期而异，因作者而异……

在德国，经过一些混乱，这种区分最终确立了文化（Kultur）的某种优先性，有意识地对文明加以贬低。对社会学家A.滕尼斯（A.Tönnies，1922年）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935年）来说，“文明”不过是大量的实用性技术知识、一系列应对自然的方式而已。相反，文化则是一套规范性的原则、价值和理想——概言之，也就是精神（l’esprit）。

德国历史学家威廉·蒙森（Wilhelm Mommsen）曾发表过一篇会使法国人顿感生疏的评论：“认清文明并没有摧毁文化、技术，也没有摧毁人类，正是当今（1851年）人类的责任。”前一段文字对此可以提供解释。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在法国人听起来有些刺耳，因为对我们来说就像在英国和美国那样，“文明”一词具有优先性，而在波兰和俄国就像在德国（并通过德国的影响）那样，文化具有更高的价值。在法国，“文化”一词仅仅在意思为亨利·马罗（Henri Marrou）所谓的“精神生活的所有个体（personnelle）形式”时，才依然行之有效。我们说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的文化，而不说他的文明，其原因在于后一个词通常更多地被用来指群体的价值。

此外，还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其复杂程度较之其他各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自1874年E.B.泰勒^[3]的《原始文化》一书问世以来，英美人类学家已越来越趋向于使用“文化”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所研究的原始社会，而他们所抵触的“文明”这个词在英语中通常适用于现代社会。几乎所有人类学家沿用此例，他们提到原始文化时是与较发达社会所发展出的文明相对而言的。在本书的行文中，我们将采用常见意义上的区分方式。

庆幸的是，1850年前后德国创造的有用的形容词“culturel”从未遭遇过这些复杂的情况。确切地说，它指的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全部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是其文化财富（biens culturels）的总和；其地理区域是其文化的领地；其历史是其文化的历史；一种文明遗留给另一种文明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一种文化借用（emprunts）或是一种文化迁移（transferts culturels）。当然，或许“culturel”这个词用起来太过方便了：它被认为不合规范或词形不完善。但在找到替代词之前，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今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词合乎需要。

·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开始被用作复数形式，在此之前它一直是单数形式。

从那时起，它“往往会具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义，亦即为一个时期或一个群体的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因此，人们可以有5世纪雅典文明或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文明之类的说法。这种经过审慎思考得出的单复数之区分，进一步使问题高度复杂化。

事实上，在12世纪，这个词的复数形式已广为使用，这与我们的个人经验十分接近。

博物馆带着我们沿着时间的轨道旅行，使我们几乎全身心地沉浸于往昔的各个文明之中。尽管如此，实际的旅行还是更富于启发性。穿越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或莱茵河，南抵地中海：这些都是值得记忆的确凿经验，所有这一切突出了文明的复数性。毋庸置疑，每个文明都与众不同。

今天，如果有人要求我们以单数形式定义文明，我们理所当然地不很情愿。事实上，使用复数形式意味着一种观念的逐渐式微——这个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的观念，它主张存在文明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与进步的信念相关，仅为少数特权民族或特权集团（也就是人类的“精英”）所拥有。庆幸的是，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摈弃了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人们难以确定——以什么标准——哪种文明最好。

这就是说，单数形式的文明已然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其权威性。它已不再代表它在19世纪时所似乎体现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譬如，今天我们更自然地倾向于将某些令人生厌的不轨之举称为“反人性（l’humanité）罪”，而不是称之为反文明罪，尽管二者所指的是十分相同的东西。文明一词就其古义而言，暗含人类优秀或卓越之意。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们会感到不太舒服。

实际上，单数形式的文明在今天确切地说是指某种为所有文明所共享却不可均分的东西：人类的共同遗产。火、文字、算术、耕种和饲养——这些东西已不再拘泥于任一起源：它们已经成为单数形式文明的集体属性。

然而，全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这种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显著现象。西方发明的工业技术，输出到世界各地并得到热情的接纳。通过使各个地方面貌划一——同样由钢筋混凝土、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建筑，同样的机场，同样分布着许多车站、安装着扬声器的铁路，同样湮没了大量人口的巨型城市——世界会一致化吗？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写道：“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一方面正在发现文明概念的有限有效性，另一方面却在发现超越这个概念的必要性……多元文明的阶段正在走向终结，无论如何人类正在开始一个新阶段。”——单数形式的文明概念将会适用于一切文明。

不过，由西方输出的“工业文明”仅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而已。世界接受了它，并非就是在接纳西方文明之整体：事实远非如此。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上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然而，必须承认，今天，一个特定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方面第一次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自愿地接纳，现代通信的速度第一次如此程度地促进了它迅速而有效地传播。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工业文明”正处于合成一个能够容纳世界整体的共同文明的过程之中。所有文明已经、正在或将要受到它的冲击。

然而，即使假定世界上所有文明或早或晚终将采纳相同的技术，即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也部分地趋同，我们在长时期内仍然将面对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各种文明。长时期内，“文明”一词仍将既用作单数形式又用作复数形式。就此而论，历史学家不必担心会被类同化。